这是一篇关于调查新闻方法、媒体价值与写作伦理的长篇访谈。采访者张志安、刘虹岑，受访者徐潜川，原载《新闻界》201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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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想文本不枯燥，又想确保准确性
张志安、刘虹岑： 《王立军“遗产”》五篇系列报道，主线是重庆打黑的“经济账”。为什么从这个角度切入？
徐潜川： 这个角度既符合《财经》的定位，也具有较高的专业门槛。我们不只是想写王立军这个人和这件事，还希望透过他折射更大的制度背景。调查的切入点是重庆公安局的收支平衡，采访则从手头已有的外围资源开始，随着调查深入，再逐步接近核心信源。
张志安、刘虹岑： 如何使文本不枯燥，又保证准确？
徐潜川： 我能做的就是扩大采访量，尽可能对同一个事件从不同角度进行印证。这样再去文本叙述，就能更灵活；否则文本容易变得生硬，因为它始终受到材料限制。
采访对象的话，都只是调查线索
张志安、刘虹岑： 对受害者或当事人的陈述，你会不会有意识地特别甄别？
徐潜川： 原则上，稿件中用做陈述事实的来源都应当是材料性的，要尽量不采用权威性的记载，或者经过好几个方面的记录相互印证。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记下来，但它只是进一步调查的线索。记者还要多方求证，争取得到核心材料。
我会尽量区分“软”信息和“硬”信息。情绪性、立场性的内容可以帮助理解当事人，但对事件要素的描绘，应当尽可能通过第三方材料和交叉校验来确认。
市场化媒体与监管者之间的“潜规则”
张志安、刘虹岑： 在《红潮》的报道中，刊发时做了哪些删减？
徐潜川： 这篇报道实际上是市场化媒体与监管者之间相互试探底线的一个例子。文章经过了发表、交涉与修改，其中最需要的是媒体人的才华、敏锐和韧性，知道底线在哪里，并不断尝试底线。
删减的目的首先是确保安全，但安全的前提不能让报道失实。对一本杂志来说，不应当因一篇稿件导致杂志覆灭；但在安全的前提下，新闻的价值仍然是尽可能多地提供稀缺的真相。
新闻作品本身不是投枪匕首
张志安、刘虹岑： 做舆论监督报道时，记者应该怀有什么态度？
徐潜川： 舆论监督报道往往蕴含着改变现实的欲望，仿佛新闻是一把能战胜“坏人”、保护“好人”的武器。我个人希望帮助弱势的人，但职业伦理会把我往回拉。我要做的，是写好一篇稿子，尽量还原事件，不把个人情感与职务行为混淆。新闻作品本身不是投枪匕首。
任何文本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作者。在《财经》的职务作品中，文本要经过交叉印证、核心材料记载等新闻技术处理，尽可能让事实说话。但事实仍然需要作者筛选，再加工成文本。这个过程既受报刊立场和核心价值观影响，也受作者对事件的理解影响。
记者的独立调查，使新闻报道独立于官方
张志安、刘虹岑： 《器官黑市》的实质是什么？记者如何突破地方军队、医疗系统与中介等多方壁垒？
徐潜川： 这个选题的由来是一则电视新闻，网络上当时把它简化为“卖肾买 iPhone”。我们需要把医院、护士、医务办主任、地方军队和中介等环节串联起来，核对每一个关键细节。任何一个细节的放松，都可能让整个故事面临危险。
令新闻报道独立于官方材料的，就是记者在档案材料不透明的环境中，持续求证资料的真实性，追问材料与事实的差距，并以独立调查去补足官方材料的边界。这需要大量努力和时间，但它是必须的。
律师、警方与其他信源
张志安、刘虹岑： 律师是法治记者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你如何看律师信源的特点？
徐潜川： 律师群体通常热衷于信息公开，也比较活跃，他们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更容易与记者建立社会交往。但记者不能忽略律师也有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甚至有时候也会通过报道达到诉讼之外的目的。记者需要在写作中保持平衡和克制。
对警方信源，也要区分两种情况：对方是记者的信源或采访对象时，与其他信源的处理方针没有分别；当对方以执法人员身份干扰职业工作时，就需要据理力争，这会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冲突。
媒体审判与“事实的自由市场”
张志安、刘虹岑： 你如何看中国的“媒体审判”？
徐潜川： “媒体审判”这个词汇非常可疑。第一，中国真正可谓公共媒体的刊物，我至今没有见过。第二，有着专业主义尝试的媒体机构，很少因报道对当事人进行审判。第三，在一个如果受到高度管制的市场里，与其说是媒体审判，最后更可能是权力的审判。
对李天一案的报道，表面上受到了大众媒体的巨大影响，但也要注意三点：一是案件审判本身由法院作出；二是我们缺少一个充分开放的言论市场，舆论往往受到权力和特定利益集团的控制；三是大众传媒的报道，因为某些因素的干扰，往往最终集中于法院本身。
对记者来说，一方面要追求“事实的自由市场”，以空间的多元性避免一边倒的报道；另一方面，也要在前期报道不足或不准确时，寻找第二落点，找到记者独立调查所能提供的事实。
新媒体时代，写作者仍然有责任
张志安、刘虹岑： 微法治报道的经验，为今天的新媒体写作留下了什么？
徐潜川： 一个案件或事件往往涉及大量当事人材料、采访材料和制度背景材料。需要先占有足够材料，再通过阅读、理解和相互印证，形成对事件要点的基本线索，然后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当报道需要回答因果问题时，不能只依靠倾向一方的证据。只有在通过逻辑推导之前，先尊重事实，并尽量引用可靠的细节，才能增加文本的可读性，也不会牺牲它的准确性。
智能推荐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市场被自动纠正的想象，但我们得到的并不一定是“官方正确”。一定程度上，这可能降低每个写作者的责任；但也正因为传播能力被放大，我们在采写时更应当严谨。